摘要：应当明确减刑、假释程序与诉讼程序存在较大的区别，减刑、假释程序缺乏激烈对抗的两造格局，唯一已罪犯对立的被害人由于调查手段有限，难于进行实质性对抗，同时由于国家对管制、拘役刑的执行的控制力较弱，再加上看守所、监狱管理的封闭性，证据表现比较隐敝，在刑罚执行机关提出...
应当明确减刑、假释程序与诉讼程序存在较大的区别，减刑、假释程序缺乏激烈对抗的两造格局，唯一已罪犯对立的被害人由于调查手段有限，难于进行实质性对抗，同时由于国家对管制、拘役刑的执行的控制力较弱，再加上看守所、监狱管理的封闭性，证据表现比较隐敝，在刑罚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建议的前提下，对犯罪不利的证据必然更为隐蔽，这就决定了减刑、假释程序无法构建由当事人推进的，对抗式的调查模式，而需要强化法官的调查职权、主动查明事实，但所有调查所得的证据都必须在庭上出示，证人应出庭，进行质证，笔者建议，在庭审前，由法院在监狱或罪犯刑罚的其他执行场所设置调查意见书，发放调查函，多方获得罪犯实际情况，对于对罪犯报减刑、假释有异议者，法官应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公开审理中公开，异议者还可作为证人出庭。
重构减刑、假释程序的参与者，让那些可能受到程序结果不利影响的人即罪犯和被害人都充分，有效地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使其受到人道和尊严的对待。
一方面，要让罪犯成为程序的参与者。现代刑罚认为，刑罚要改造的是罪犯的错误犯罪行为，而不是罪犯本身。这就意味着，罪犯在认罪服法，努力改造的过程中随着改造程度的进展，享有与之相适应的减刑、假释权利。
知悉权（应确保罪犯在开庭前一定的期间内知道开庭的时间），要求公开审判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获取法律帮助权（即罪犯有权聘请律师或其它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代为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的有关法律事宜），但是有些罪犯在入狱后经济困难`，国家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使罪犯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同时应赋予罪犯对减刑、假释裁定的上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