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从刑法的规定理解，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在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即使行为人将诈骗所得财物全部还清，亦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从刑法的规定理解，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在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即使行为人将诈骗所得财物全部还清，亦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解释》第九条已经突破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而且，如果按《解释》的规定认定数额将会放纵很多诈骗行为，导致罪刑失衡，违反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
诈骗数额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在认定犯罪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理由如下：
1、从犯罪客体来看，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是移动公司对价值41058.3元财物的所有权。如果将“心机”预存款和卡号费从中扣除，就意味着被告人侵犯的仅仅是移动公司对价值25523.3元财物的所有权，这显然与案件事实不符，也不利于打击犯罪。
2、从犯罪的主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就是要骗得移动公司41058.3元的财物，而绝非是所得利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差价。被告人向移动公司交付的15535元款项，只是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对受骗人而言，并非都有用。如果计算诈骗数额时减去“犯罪成本”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在财产型犯罪中，犯罪分子为作案购买的各种犯罪工具而产生的花费，均可作为“犯罪成本”予以扣除？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被告人从伪造客户信息，冒用用户的名义与某分公司签订合同，直至骗取到某分公司数额较大的手机款及酬金，其整个诈骗过程已经实施完毕，在犯罪既遂的形态下，行为人已经取得对移动公司价值41058.3元财物的实际控制。此时，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唯有认定行为人实际所得的41058.3元财物为诈骗数额，才能真正反映行为人犯罪的本质 。
3、从司法解释对诈骗数额做出的界定来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犯罪实际所得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24日发布施行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可见，最高人民法院是支持“诈骗数额是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这一观点的。此外，如果以被害人实际损失的角度认定犯罪数额，则无法解释在犯罪预备和未遂形态下的诈骗数额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