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可依次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只要该信息被用于实施犯罪活动，均可认定为情节严重；二是看是否严重危及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给公民个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其他后果；三是在无法认定前两者的情况下，根据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可依次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只要该信息被用于实施犯罪活动，均可认定为情节严重；二是看是否严重危及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给公民个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其他后果；三是在无法认定前两者的情况下，根据出售、提供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次数加以确定。
1、章某某等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被告人章某某到某省河源市租住源城区建设大道德欣豪庭某某室，准备手机等作案工具并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555条。作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汪某某等三人在该租房内，通过拨打章某某事先从网上购买的学生个人信息上的家长联系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获取国家教育补贴款为由，诱骗学生家长持银行卡到ATM机上转账至章某某掌控的银行账户，从中获取钱财。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4392人次，骗取116200元。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还伙同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段实施诈骗行为，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807人次，骗取他人钱财近3000元。
某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6月3日以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章某某、汪某某等人批准逮捕。此案提起公诉后，2016年12月14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其他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件分析：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极易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交易，往往被不法分子大量窃取、利用，催生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打击利用互联网出售、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切断其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犯罪链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章某某等人通过百度及QQ向他人购买学生个人信息，拨打学生家长电话，先后冒充学校及教育局工作人员，以领取学生助学补助金为幌子，骗取钱财，不仅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系统声誉，社会危害极大。本案的查处震慑了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也有力地打击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出售”与“提供”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
刑法修正案(九)第17条第1款、第2款将出售与提供行为并列表述。有观点认为，所谓的出售，是指以获得对价为目的的提供行为；提供，是指不以获得对价为目的的提供行为，出售与提供两者是并列关系。该观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其认为出售亦是一种提供行为，但对于提供须具有不以获得对价的目的的看法。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从语义上分析，“出售”是指将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卖给他人，自己从中牟利的行为；“提供”是指不应将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提供给他人(包括单位和个人)而予以提供的行为。易言之，提供并非指不以获得对价为目的的提供行为，立法上对其主观目的并无限制；而出售是指以谋取对价后将某物提供给他人，其亦属提供行为的一种。如果认为出售行为比单纯的提供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则在罪状的表述上应能体现出来。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刑法修正案(七)抑或刑法修正案(九)，从罪状的表述上看，出售与提供行为均为并列关系，两者在达到情节严重后，均可入罪惩治，并无量刑上的差异。如若认为出售与提供行为危害性方面无异，那么出售也是一种提供行为，直接规定提供行为即可。可见，刑法修正案(九)将出售与提供行为进行并列表述的方式有待商榷。
3、关于“情节严重”的理解及适用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可依次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只要该信息被用于实施犯罪活动，均可认定为情节严重；二是看是否严重危及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给公民个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其他后果；三是在无法认定前两者的情况下，根据出售、提供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次数加以确定，其中，在出售的情况下还包括获利金额，在提供、获取的情况下还要考虑手段的恶劣程度或者支付的对价金额，等等。即情节是否严重，可以从出售、提供、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次数、获利金额、手段、持续时间、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判定。具体而言，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定为情节严重：
（1）利用出售、提供、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实践中，有些行为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或是个人人脉，有些行为人则是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主观恶性差异较大。对于为了实施违法犯罪目的而获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属于情节严重。
（2）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其中包括造成公民严重精神损害或者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应确定为情节严重。当然，并非只有犯罪后果实际发生才构成情节严重，可以结合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否，或是特定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所面临的风险大小来确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一般而言，产生实际损害的情节重于面临极大风险的情节。
（2）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的。有的行为人为了达到出售或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往往会额外实施一些辅助行为；有些行为人则是组织化、规模化或者用恶劣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因而，就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或纠集、雇用多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视为情节严重。
（3）利用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从中获利数额较大的。即行为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相关犯罪立案标准综合确定，笔者认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数额达5000元以上的，可确定为情节严重。
（4）其他应当认定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虽未达到以上标准，但综合考量案件的全部情况，有两个以上情节接近以上标准，或者有一个情节接近以上标准，同时具有其他从重情节的，也应当认定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4、2013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切实提高认识，坚决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当前一些犯罪分子为追逐不法利益，利用互联网大肆倒卖公民个人信息，已逐渐形成庞大“地下产业”和黑色利益链。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户籍、银行、电信开户资料等，涉及公民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部分国家机关和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物业公司、房产中介、保险、快递等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非法提供给他人。获取信息的中间商在互联网上建立数据平台，大肆出售信息牟取暴利。非法调查公司根据这些信息从事非法讨债、诈骗和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此类犯罪不仅严重危害公民的信息安全，而且极易引发多种犯罪，成为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以及滋扰型“软暴力”等新型犯罪的根源，甚至与绑架、敲诈勒索、暴力追债等犯罪活动相结合，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务必清醒认识此类犯罪的严重危害，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
正确适用法律，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从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借鉴以往的成功判例，综合考虑出售、非法提供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次数、数量、手段和牟利数额、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除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单位的工作人员之外，还包括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商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中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公民的姓名、年龄、有效证件号码、婚姻状况、工作单位、学历、履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资料。对于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被他人用以实施犯罪，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或者死亡，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均应当依法以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窃取或者以购买等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予以并罚。单位实施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应当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要依法加大对财产的适用力度，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
加强协作配合，确保执法司法及时高效。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覆盖面大，关系错综复杂。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分子所在地等往往不在一地。同时，由于犯罪行为大多依托互联网、移动电子设备，通过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实施，调查取证难度很大。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在分工负责、依法高效履行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通力配合，密切协作，保证立案、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顺利进行。对查获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公安机关要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及时立案侦查，及时移送审查起诉。对于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对管辖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有关公安机关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于指定管辖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被指定管辖的公安机关提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需要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审查起诉的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认为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同级其他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应当将案件移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审判管辖的，应当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在办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对于疑难、复杂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适时派员会同公安机关共同就证据收集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沟通协调。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相关案件，符合批捕、起诉条件的，要依法尽快予以批捕、起诉；对于确需补充侦查的，要制作具体、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人民法院要加强审判力量，准确定性，依法快审快结。
推进综合治理，建立防范、打击长效工作机制。预防和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标本兼治，积极探索和构建防范、打击的长效工作机制。各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依法惩处此类犯罪的同时，要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注意发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工作中的漏洞和隐患，及时通报相关部门，提醒和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监管、完善制度。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平台，大力宣传党和国家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和力度，宣传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醒和教育广大群众运用法律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高自我防范的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