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违反货币管理法规，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使用假币应作扩大解释：不仅包括以假币购物，而且包括其他所有以等量假币发挥等量真币功能的行为。换言之，这里的使用假币就是以等量假币发挥等量价值的行为。1、持有、使用假币罪的...
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违反货币管理法规，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使用假币应作扩大解释：不仅包括以假币购物，而且包括其他所有以等量假币发挥等量真币功能的行为。换言之，这里的使用假币就是以等量假币发挥等量价值的行为。
1、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定义
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违反货币管理法规，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
这里的使用假币应作扩大解释：不仅包括以假币购物，而且包括其他所有以等量假币发挥等量真币功能的行为。换言之，这里的使用假币就是以等量假币发挥等量价值的行为。
持有假币罪是指“刑法条文上规定了若干独立的犯罪构成，即可以由一个犯罪构成成立一罪，也可以由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犯罪构成成立一罪”的情况。具体到本罪，持有，使用都是独立的犯罪构成，可成立一罪，但也可以由两者成立一罪。当它们作为的一罪时，在立法上的经历却是不尽相同的。
使用假币罪作为独立的一罪时，始见于1951年《防治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该《条例》第6条规定：“凡误收伪造、变造货币，在收受后查觉为伪造、变造者，应报告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公安机关，其明知不报而继续行使着，视其情节轻重，处1年以下劳役，酌处罚金，或予教育。”后来，在刑法草案稿中曾多次建议将使假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在1979年刑法制定时，考虑到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故没有把它宣布为犯罪。
持有假币行为作为一种犯罪的立法上的经历却简单的多。无论《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还是1979年《刑法》都未将其纳为犯罪之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当时的认识有关。依照当时的刑法理论，“持有”不属于犯罪构成意义上的行为范畴，而属于状态犯，对于状态犯，，刑法是不加处罚的。其原因在于，立法者在设定某种犯罪（如盗窃罪等）的构成要件时，时，依超前的意识预想到这种犯罪行为完成后其非法状态将会持续下去。所以即使盗窃犯事实上占有了赃物，也只是放到盗窃做构成这个有机整体中去评价，而不是认为构成单独的犯罪。
2、持有、使用假币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持有、使用假币罪侵犯的客体应为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涉及到货币的印刷、发行、流通、回笼等诸多环节，包括货币发行的管理(如发行基金的管理．货币发行与回笼的管理、发行量的管理)，银行出纳的管理，为保护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所实施的有关管理等，并且每个方面的管理都涉及众多的内容。把包括如此多方面内容的国家货币管理制度视为特有、使用假币罪的客体，就不可能准确的反应其客体的特殊性。因此，持有、使用假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人民银行法》第3章用多条对人民币做出了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币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另一方面，有禁止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防止他们进入流通领域的规定。这里，肯定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都指向同一目标，即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而不直接指向作为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的货币发行权以及银行出纳管理等。
第二，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由货币的兑换与挑剔、残缺污损货币的处理、禁止伪造与变造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禁止变相货币的使用等内容组成，其目的是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而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危害实质就在于，通过使用、持有等非法手段使假币进入流通领域或为其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危害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对象是伪造的人民币和外币，不包括变造的人民币和外币。
在假币的认定问题上理应坚持“二元对立逻辑”。由于“灰色地带”的存在，二元对立法则在很多时候失去了其存在土壤，但在真假货币的认定问题上不存在灰色区域，“非黑即白”“非真则假”的对立法则理应成为假币范畴认定的主线条。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第3条中明确规定：“变造的货币是指在真币的基础上，利用挖补、揭层、涂改、拼凑、移位、重印等多种方法制作，改变真币原形态的假币。”由于变造的货币对真币进行加工从而改变真币形态的币种，无疑变造的货币不再是真币，所以理应将其纳入假币的范畴。
（2）客观方面
持有、使用假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持有、使用伪造的货币，数额较大的行为。
“持有是指拥有，它表现为主体与某一特定之物的占有状态”。因此，只要伪造的货币为行为人所占有，即实际处于行为人的支配和控制中就可以视为持有。“使用”是指将假币取代真币在经济交易中运用，即用于流通，如正常的买卖活动，也有的用作赌资非法活动。同时，以持有、使用的假币达到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的规定，数额较大的起点为四千元。
（3）主体要件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伪造货币后又持有或使用的，只构成伪造货币罪，而并不实行数罪并罚，因为持有、使用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不单独构成犯罪，这说明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将伪造货币者排除在外。在大多情况下，出售、购买、运输假币者不单独成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但在个别情况又不能把他们排除，因此，确切的说，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是伪造货币者以外的自然人主体。
（4）主观方面
持有、使用假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 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明知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明明知道。但具体各个要求明知的犯罪，由于其具体内容和认识对象的不同，对主体的明知程度和范围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例如，对于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根据《两高》的解释，“……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该罪的明知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上解释具有单个性质，因此，它替代不了对持有、使用假币罪中的明知的说明。对于持有、使用假币罪的明矢口，总的来讲，要根据假币和持有、使用假币行为的特点以及司法实践经验来确定。具体言之，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1)被验是假币或者被指明后继续持有、使用的；
(2)根据行为人的特点(如知识、经验)和假币的特点(仿真度)，能够知道自己持有、使用下限币的：
(3)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等。
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以明知为要件，但不以特定目的为满足。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均可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
3、对于伪造货币后而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的认定
这里涉及伪造者与持有者，伪造者与使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分而论之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也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在伪造后而持有假币场合，持有就失去独立的意义，并成为伪造货币罪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于伪造行为后而使用假币的认定，则有不同的意见。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有的认为已构成数罪，即伪造货币罪和诈骗罪（当时没有规定使用假币罪），主张实行两罪并罚：有的虽然也认为构成数罪，但坚持按牵连犯处理。使用不同于持有，它不是伪造行为引起的，因此，对使用假币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处理，倾向后一种意见。因为伪造货币是为了使用，存在着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一重罪论处是适当的。
4、持有假币罪与运输假币罪的界限
持有与运输是刑法上的两个独立的行为。但它们之间有交叉。运输假币以持有假币为条件，持有假币有时则表现为随身携带假币。其区分在于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不同。如果明知是假币而加以运输的，以运输假币罪论处；不以运输的故意而携带假币的，则应以持有假币罪论处。有人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的的不同。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目的是否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目的。如果是，显然与立法规定相矛盾，因为构成运输假币罪是以特定目的为条件。如果不是，拿来比较又有何意义呢？恩格斯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的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目的的，没有自觉意图的。”运输假币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自然也包含一定的目的。但这不是作为构成要件意义的目的，用此作为区别的标准，是在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差异。
5、对于盗窃、抢夺假币后而持有、使用的应如何认定。
在实践中，专门以假币为对象进行盗窃、抢劫的恐怕并不多。通常是盗窃、抢夺的货币中夹杂假币或者把假币误认为是真币而进行盗窃、并引发了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这些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盗窃、抢夺的货币中夹杂假币，并且真货币数额较大、假币数额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按盗窃、抢夺罪论处。反之，如果盗窃抢夺的假币数额较大，真币数额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不构成盗窃、抢夺罪，可按持有、使用假币罪论处。
一般研制、盗窃假币，数额较大的，不按盗窃罪处理。因为假币不存在价值计算问题。如果把假币误认为是真货币而进行盗窃、抢夺，则发生不能犯未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盗窃、抢夺的假币，应如何认定？如果从莅临的一致性处罚，则应认定为盗窃或抢夺罪（未遂），因为这种情况就像盗窃、抢夺而窝藏一样，是一种不可罚之事后行为。不过，司法实践可能不采纳此种方法。如果是使用假币，主张按牵连犯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