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法发[1996〕32号)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 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 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 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 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 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 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 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 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 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 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 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如果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总额的比例 发还被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不属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无法发还未查明被害人的，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行为发生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本解释所称“以上”包括本数在内。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 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199.10.20 法释[1999]18号)
第六条 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以各种欺骗手段，收取他人财物的，依照刑法第」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对于邪教组织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 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非法聚敛的财物，用于犯罪的工具、宣传品等，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5.12 法释〔2000〕12号)
第九条 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本解释所称“经营会话业务数额”，是指以行为人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总时长(分钟数)乘以行为人每分钟收取的用户使用费所得的数额。
本解释所称“电信资费损失数额”，是指以行为人非法经营国际法律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总时长(分钟数)乘以在合法电信业务中我国应当得到的每分钟国际结算价格所得的数额。
3、一、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保险制度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了违反保险法规定，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主观方面是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以非法占有保险金为目的为目的。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非法方式阻止证人依法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从上述两罪来看，要区分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与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在诈骗保险金中是共犯，还是不同犯，笔者根据各自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以及主客观方面的特征作如下分析：
1、主面方面上。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四人虽然对被告人张某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明知的，但他们并没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故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完全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要求。
2、在客观和侵犯客体方面上。他们虽然均以唆使的方式参与诈骗保险金活动之中，但他们的行为与诈骗保险金行为不存在直接结合，而是间接结合，直接结合诈骗当属共犯，但如果间接结合(即各自实施数个行为结合起来诈骗的)，则应当根据各自己犯罪的特性进行分析。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属于一种待定的犯罪行为，如果能够满足其它更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就应以更具体的罪名定罪量刑，如果没有更具体的罪名定罪量刑，才能够按“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的原则定罪量刑。在这方面上，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在诈骗保险金过程中只起了间接作用，是间接结合，真正与保险诈骗直接结合的是交警部门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所以说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在交警处理事故中是指使了被告人陈景阳作伪证，致使交警部门在责任认定上出了偏差，造成责任认定的错误，他们的行为和所侵犯的客体应当说是独立存在的，所侵犯的客体是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管理秩序，并侵犯了在交警处理交通事故中所含隐着的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秩序，从主客观和所侵犯的客体方面上，他们的行为已经独立满足了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应当按更具体的罪名—妨害作证罪定罪量刑。
二、从共同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共同犯罪故意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是缺一不可的。而本案的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林作文、许良木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明显的，但客观上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保险诈骗整个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也不符合“部分实施整体责任”的共犯刑事责任认定原则。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作为本案中的保险诈骗共犯。
三、至于第一种意见中，将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视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保险诈骗的共犯，持这种意见的人是简单将被告人吴贞春等四人的行为视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直接结合犯罪;其次，简单地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将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认为是共犯。这种意见显然是存在罪责不当的刑事价值取向，是有误的。
4、基本案情：行为人王某为了诈取保险金与张某合谋，由张某将王某从一汽车公司承包的客车烧掉，事后付给张某一定的酬金。该客车归汽车公司所有，投保人和受益人均为汽车公司。一日凌晨，张某携带汽油到汽车公司，将王某停放在汽车公司院内的客车烧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万五千余元。当时车站内停有其他车辆十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站25米，距气象站7米。事后，王某将客车被人烧毁的情况通报该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未能及时查明起火原因，遂向投保人支付赔偿款三万余元。
本案中，行为人王某为骗取保险金，以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方法，通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骗得保险金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目的是骗取保险金，但他们只实施了放火烧车这一个行为，并未实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且行为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其欲以放火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向保险公司索赔。行为人放火烧毁汽车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触犯了两个罪名，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它只是预备行为，构成预备犯；而行为本身又构成放火罪。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完全符合想像竞合犯的特征。因此，根据想像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以放火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该观点一方面认为行为人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罪的行为，但又承认放火烧车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自相矛盾。其二，以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和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为由，否认其实施该犯罪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即使不具备某罪的主体资格，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实施该种犯罪，否则在现行刑事规范条件下，就不能解释妇女也可以成立强奸罪的共犯甚至是实行犯；而且，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不能阻却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而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也不能阻却保险诈骗罪的成立，因为刑法关注的是其保护的法益受到了多大程度的侵害，而不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是否获取或者获取了多少利益。其三，没有全面准确地认识行为人的整个行为过程，忽略了行为人“接他人之手”犯罪的事实，简单的将行为人实施放火烧车的行为归结为“一个行为”，不能解释骗取保险金的故意与实施放火行为的主客观相脱离的矛盾。笔者以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与保险诈骗罪，两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牵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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